有關情理,還有一點補充。
假設我們倆兩情相悅,慾望如火,但是始終克制,不逾矩。
直到某位頭頭或者某位長者注意到了這一點,站出來給我們撮合——這樣就像一台合情合理的電視劇。
但是也可能沒有這樣的頭頭和長者出來撮合,這樣的劇情不合情理,卻能讓我們倒一輩子的霉。
對於情理這樣的東西,我們不可以太天真。
五 最近我出了好幾次差,比方說,去開學刊會。
我兼著《數理化》的數學編輯,這種事是推不掉的。
走到火車站裡,聞見一股尿騷氣,大家橫七豎八地躺了一片,這股氣味就是從人身上冒出來的。
古怪的是廁所里沒有這樣的味,只是覺得殺眼睛。
車廂里熱得厲害,簡直是蒸籠,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吃東西,把蛋皮、果皮扔下車去。
所以我想到應該把培育中的豬牽上車來喂,因為坐火車是這樣的刺激食慾。
到了這種時候就想到自己應該成為人瑞———售票處掛著牌子,憑十四級介紹信售給軟卧包廂票,據我所知,人瑞相當於行政十三級。
所以我又把費爾馬定理的證法盡量簡化,期望別人一看就能承認。
人只要做過了行人,就會發生一些改變,不論古今。
我當了人瑞后(這事的詳情見后),也行萬里路出了一次國,去美國參加一個數學年會,是和加州伯克利一塊去的。
提著大箱小箱,穿過了海關機場,既暈機又暈時差。
然後穿上了不合身的西服,到會場上坐得筆直,十句話里倒有九句聽不懂,感覺實在是很不好。
影影綽綽聽見加州伯克利說,費爾馬定理是他和我一道證出來的。
很想駁他幾句,卻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因為舌頭落在家裡了。
開完了會我跑到三個X的電影院里躲了一夜(這是因為不想看見加州伯克利),決心以後再也不出來。
等到回到了家裡小孫說我的模樣變了。
原來是一副渾渾噩噩、天真未鑿的樣子,現在風塵僕僕、眼露凶光,很是成熟。
這說明人都是在路上成熟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怎麼成了人瑞,以及費爾馬定理是怎麼發表的。
我們系裡那個加州伯克利的副主任找到我說:聽說你證出了費爾馬?我回答說:對。
他說:拿給我看看。
我說:不。
他又說:你不要保守,也有自己證錯了還不知道的情況。
我心裡說:小子,論爺們你還得叫我大叔!但是也不能不給他看。
據說他看完以後說:不管怎麼說,他也沒去加州伯克利留過學——這就是說我證對了。
假如我證錯了的話,準是這麼說:先去伯克利留了學,再來證費爾馬——彷彿費爾馬定理和加州伯克利是拴在一起的。
後來系裡出了證明,論文在校刊上登出來。
以後我總算成了一個校級的人瑞,每月可以多得一百塊錢,這比我以前指望的要少,純數學沒有以前值錢了,不管怎麼說,對別人總算有了交待。
但是我心裡非常不高興,不知自己這輩子幹了些什麼;在我當過的扒土的人,變態分子,頭髮灰白形容枯槁的人,和我現在當著的人瑞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只做到了人瑞,還沒有當上頭頭。
假如當上了頭頭,還不知該會怎樣的暈頭脹腦。
等到我也成為了人瑞,才知道自己過去的淺薄。
原來我以為是頭頭的人,也只不過是些人瑞。
我現在作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學者”,也能夠出席一些頭面人物的會,會場上不光有過去常在我后心上擊一猛掌的黑胖子(我后心現在天陰時還有點麻癢),有險些把我送去賣鹹魚的加州伯克利,還有書記,有校長,還有些更有頭有臉的人物。
我們系裡那兩個頭頭到了這種地方就掏出了筆記本,聽見一句不咸不淡的話就馬上記下來。
頭頭——他們哪裡配。
我自己到了這種地方也不敢睡覺了,甚至連想入非非都不敢,只敢瞪大了雙眼,等著校長的目光掃到我臉上就裝出個會心的微笑。
與此同時,我生理上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來一上午要尿三次尿,現在長到了六次。
原來每周要和小孫做三到四次愛,現在減到了一次,而且在這唯一的一次里也不夠硬,這使我暗暗心驚:原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東西,當了人瑞就如此的不行,要是當了頭頭,豈不是要縮回去? 最近加州伯克利又升了一級,當上了理學院的副院長。
他找到了我,管我叫老王(這是當了人瑞的好處,否則就是王二),說要和我合寫文章。
他還解釋說,我的文字很好,總能把亂糟糟的理論說得很清楚,他自己的文字原本也很好,但是現在英文太好,中文就退化了。
我聽了以後也沒有什麼話說。
我們倆合寫了一本教科書,那本書里百分之百的段落全是我寫的。
現在正在寫第二本,伯克利還答應在學術委員會裡施加影響,讓我早日評上教授。
對此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有一句話:生活就是這樣的。
假如我不遇上一位懂數學的副主任,費爾馬證出來也是白證。
以中國人總數之大,智商之局,誰都覺得應該做出恆河沙數的成績。
但是掰指頭一算,也算不出什麼。
這就是原因之所在罷。
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數學史專著,名叫《中國無算式》,這個名字是從雷馬克《西線無戰事》里變出來的。
所謂算式,就是英文algorithm,也可以叫作程式。
這本書的內容是說中國的數學有問題,有答案,但是沒有演算法算式。
凡是研究過《九章算術》、《周易算經》的人,都會同意這個結論——比方說,勾三股四弦五,勾三股四是問題,弦五是答案,算式不見了。
這裡面涉及到了一個帶本質的問題,就是中國人認為算式就是人本身,所以沒法把它寫出來。
舉例言之,一個人會開平方,他不是以為自己學會了開平方的程式,卻以為自己身體(準確地說,是在心臟部位)有某種構造,以致能夠開平方,因此就沒有開平方的程式,如果你硬要這個程式,就只好開膛破腹,把心臟血糊淋拉地掏出來給你看。
同理,假如要在勾三股四和弦五之間寫出個算式,就只能把個大活人捆在那裡。
這是個帶有根本性的發現,可以解釋很多數學之外的問題。
加州伯克利沒作過數學史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雷馬克是誰,卻硬要把名字署在我前面。
而且我不讓他署也不行了,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研究夥伴和助手,所以就算我在稿子上沒寫他的名字,也會有人不容分說地添上。
再次寫到這一段時,距我證出費爾馬定理已有一年了。
一切都是去年夏天發生的事:我和小孫從合居到同居,寫完了《紅拂夜奔》,發表了數學論文,當了人瑞。
這一切已經經過了一個煙霧騰騰的冬季和一個忽冷忽熱的夏季。
這本小說原來就到這裡為止。
在我看來,一切線索都已完備。
有李靖,他才智超群,性格天真,探索人生,等待機會;有紅拂,姿容絕代,在石頭花園裡終日徘徊,偶爾也出去看看;有虯髯公,和紅拂合居,並把這看做頭頭們對他的考驗。
還有我和小孫。
只有一點沒有明確地寫出來,但它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大家都有所期待,就如出席一個沒滋沒味的party,之所以不肯離去,是在等待一個意外驚喜。
後來我證出了費爾馬定理,他們從城裡逃走,這party就結束了。
再寫什麼純屬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