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和母親商量此事，母親對我說「沃倫斯基家族，很早以前就是路德派信徒了，是波森省波茲南市的莊園主，世代在普魯士王國出任官職，和容克們交好，你的父親在前次大戰期間在西線為皇帝作戰，獲得了鐵土字勳章，有中尉軍階，戰爭結束后回到家鄉，看到波茲南的波蘭人正在趁著德國失敗，而和約還沒簽訂的時候，發動叛亂，妄圖在和約簽訂前造成既成事實，強佔德國的領土，他感到義憤，加入自由軍團打擊這些背後的叛徒，但可憎的凡爾賽條約，還是把波茲南割讓給了波蘭。
他只好放下武器回家務農，可是那些波蘭暴徒卻到處襲擊德國人和猶太人，肆意縱火，搶劫，搞各種破壞活動，波蘭還禁止說德語，頒布種種歧視性政策，我和你父親也只是希望忍一時就過去了。
２５年波蘭發布了土地變更法令，以很低補償強制徵收德意志人的土地，我們終於無法再住下去了，只好放棄土地和很多德國人一起流亡出來，在但□重新安家。
」我到窗邊眺望了一下遠方的森林，遞給赫爾曼幾枚紀念章繼續說：我不久加入了東普魯士的黨衛隊，報名了黨衛軍校，３８年參加了收復甦台德地區，獲得收復甦台德紀念章，３９年３月參加收復梅梅爾，獲得收復梅梅爾紀念章，這兩次行動中，我雖然沒做出什麼成績，但也都得到了晉陞。
我按上級的指示回到但□休假一段時間，６月但□自由城邦參議會決定成立但□自衛武裝，我和其他幾百人作為志願者加入，並成了其中一個排長，在開戰時參加了攻打但□波蘭郵局的戰鬥。
我讓赫爾曼過來，指著站台上的那輛ＡＤＧＺ裝甲車說：那次戰鬥中有３輛這種裝甲車掩護了我們的進攻，那也是我首次參戰，勝利后獲得了一枚二級但□土字紀念章。
波蘭戰役后，但□重新清查戶口驅逐波蘭人，我得知我們家也被錯誤的標註為波蘭人了，我想這一定是打字員搞錯了，也可能是某個競爭意識過強的同僚搞的小動作，我去找負責人說明情況，這３枚紀念章發揮了貝爾表哥所希望的效果，誤會很快就解除了，沃倫斯基家依然是帝國的公民。
受這件事影響，我被從但□黨衛隊調到了梅爾尼新組建的後備團，失去了進入黨衛軍第３骷髏師的機會，幸好團長很照顧我。
我回過神，走到艾瑟爾的身邊，擁抱一下，坐下對赫爾曼繼續說：我應該說很喜歡列博爾，雖然以後升遷無望，但在這個小地方，我可以讓自己過得和奧斯曼帝國的帕夏一樣。
我前往梅爾尼報道前，哥哥瓦爾特私下對我說「看到現在但□驅逐波蘭人和猶太人，我隱隱的感到有些害怕，這種互相攻擊殺戮的事情，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啊，難道不會有一天輪到我們嗎？」。
從此我很少回家了……母親和哥哥還好吧。
赫爾曼楞了一下，從包里翻出一個相框給我，那是家人近期的照片，照片里的母親依然有著金色的披肩發，５０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赫爾曼沉默了一會兒，問我：那個叫安德烈的俄國人可靠嗎？他會不會出賣你？ 我想他這是對被嚮導出賣的事情感到心有餘悸，這件事我是不怎麼擔心的，安慰他道：據我了解，安德烈·安東諾夫這個人是可以信任的，他３７年加入了德國支持的，白色魯塞尼亞Ｎａｚｉ黨，是這個黨的忠誠分子，即便在流亡的白俄羅斯社團宣布反對德國后，他也沒有絲毫動搖。
赫爾曼點點頭，似乎表示有些放心了，他表示很擔心我的安全。
赫爾曼的話讓我的心裡泛起了一些不安的波浪，也許我確實可以信任安德烈個人，他曾提起他的朋友和親人，曾在３０年代被波蘭和俄國所驅逐和關押，一些人甚至被殺害，他相信只有德國才能拯救白俄羅斯，所以他回到列博爾後，就利用當地的東正教會宣傳德國人是解放者，希望當地人能歡迎德國朋友的到來，他招募了很多人為我效勞。
他在內的這些白俄羅斯合作者的努力，使得德國在白俄羅斯建立統治秩序頗為順利。
但我知道，德國註定要辜負他的期望，ＳＳ全國首領希姆萊先生做了內部指示，白俄羅斯人口的四分之三要被清除，只保留四分之一藍眼睛，淺色頭髮的作為奴隸為德國服務，如發生反叛要整村的處決他們。
當然我可以消極應對這些錯誤指示，但我手下只有一個營，所轄不過列博爾一區，隨著時間推移，如果ＳＳ的大人物不對這些指示做變更的話，會發生什麼是可以預見的。
現在對我較為有利的一點是，波蘭家鄉軍和俄布游擊隊，這兩個主要的反德組織，已經開始發生衝突，並越演越烈，我要儘力維持他們之間的動態平衡，並相信上帝。
想到這裡，我決定就現有條件做出最大可能的利用，我讓艾瑟爾和赫爾曼去休息一下。
單獨召見了約納斯，向他表示，我會給列博爾的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人提供額外的食品和煤炭配給，並提高立陶宛警察的津貼和裝備水平，具體我會和列博爾的後勤主任安德魯協調，約納斯對此似乎心領神會，他投桃報李的向我表示，蘇俄固然對立陶宛懷有領土野心，但前次大戰結束后，波蘭也攻打立陶宛，強佔了維爾紐斯土幾年，驅逐城裡的立陶宛人，波蘭和蘇俄都是立陶宛的敵人，看到他這麼知趣我就放心了。
也許我應該考慮和列博爾活動的游擊隊，達成某種接觸和妥協。
附近的黨衛軍憲兵和蓋世太保，不時會收到一些神秘人的告密信，和希望提供物品的清單，起初以為情報是陷阱，後來發現都很準確，於是蓋世太保也開始真的把他們要求的東西放到指定地點做感謝，這更加能夠說明，游擊隊有內訌，他們需要幫助會主動來找我的。
狩獵歸來心情大好的芙拉達晚上做了一頓紅酒燉鹿肉，她和我聊起了剛聽說的傳聞，白羅斯現在顯得的相對和平，無窮無盡的原始森林是天然的避難所，這吸引了大量周邊地區的難民逃亡到此，難民和難民之間，難民和當地人之間，不同派系的當地人之間正在因為各種原因而發生衝突，我當然是樂於看到這種局面，但也意味著面對的敵人將要越來越多，反抗德國的統治是他們的共同點，也許經過一番合縱連橫后，那些德國勢力無法觸及的地方，一個能得到外部持續輸血的強大匪徒集團隱然正在形成中，在一片枯黃的燈光下，我拿起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５日，瑪爾塔·克里洛娃結婚了，邀請我去參加她的婚禮，教堂里舉行的這場婚禮很像是《不相稱的婚姻》這幅畫里描繪的。
瑪爾塔依然是那個文靜端莊的小淑女，穿著白色綢緞配以精美蕾絲花邊的婚紗，頭上戴著白紗絲巾和花環，邁著鴿子一樣的小碎步，表情憂鬱而隱忍。
新郎是列博爾現在的市長彼得·德約卡夫先生，他穿著考究的黑色英式正裝，胸口掛著單柄視鏡，手持一根托萊多手杖劍和高頂禮帽，頭上只有幾根稀疏的白髮，臉皮鬆弛眼眶塌陷，旁邊的僕人牽著他的蘇格蘭獵犬，看起來是一位優雅而富有的紳士，只是歲數可以當瑪爾塔的祖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