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又道：“國之安危繫於軍旅，戰亂頻仍除了生靈塗炭之外，國家也勢必衰弱。
太師任用名將平定倭患，令曾省吾、劉顯剿滅僰人之亂，實現俺答封貢，又調戚帥在薊鎮編練新軍鎮守北方，於是天下安定，有了推行新政的基礎。
” 張居正笑容宛然，只是心中有了一絲狐疑，怎麼秦林老說這些…… 秦林瞧出張太師有幾分不耐了，故意慢慢往下說：“如今地方豪強把持官府，往往隱匿土地不報，或者倚仗權勢逼迫小民投獻土地，將應繳稅賦轉嫁到尋常百姓身上。
太師在全國大規模清丈田畝，‘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於是豪強畏懼，百姓歡呼雀躍，官府財賦得以足額徵收。
” 張居正皺著眉頭，將茶碗端起來喝了一口水，嘴唇動了動，見秦林還要往下說，終於沒有打斷他。
秦林已將老泰山的反應盡收眼底，一番侃侃而談，信心也越發足了，便將話鋒一轉：“不過，這些都只是枝節，太師的新政綱舉目張，最終還得落在一條鞭法上。
” 是了！張居正眼睛一亮，就等著秦林說這個呢。
他曾總結大明朝面臨的五大問題，“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他任上治罪橫行霸道的遼王，打擊不法宗室是針對第一條，實行考成法針對第二三條，整修武備編練新軍是針對第四條，實行一條鞭法則是針對第五條，甚至清丈土地、追繳積欠，也是為推行一條鞭法開路。
身為大明朝第一名相，張居正對五大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前四條都是枝節，第五條帝國的財政，才是最嚴重的問題，試圖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條鞭法，則是整個新政的核心。
歷史的發展正如張居正的判斷，大明朝的滅亡並非軍隊不如人，並非政治上的腐朽，也不是君臣昏庸無能，而是帝國財政體系的總崩潰。
後世的萬曆二十幾年，明軍還在朝鮮把剛經歷了戰國時期的戰爭鍛煉、能征慣戰的侵朝日軍打得滿地找牙，到了萬曆四十年之後卻對后金屢戰屢敗，只因張居正新政攢下的家底已經花光，軍隊的糧餉不能足額發放，將官只能蓄養少數家丁保持戰鬥力，大部分士兵未經訓練，明軍的先進火器，也因為朝廷付不起足夠的工價，導致粗製濫造，在戰場上不堪使用…… 甚至直接覆滅明朝的闖王李自成，原本是朝廷郵傳體系中的一位基層“郵遞員”，因為財政匱乏，朝廷裁撤了郵驛系統，下崗職工李自成才舉起了義旗…… 就這樣，當崇禎皇帝連五萬兩勞軍銀子也湊不出的時候，明朝的滅亡已經難以逆轉。
張居正雖不是先知先覺，知道後世發生的這些事情，但他以敏銳的目光看到了財政體系的弊端，因此便以一條鞭法進行改革。
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
其中以里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
丁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糧指田賦。
糧之多寡取決於地畝，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畝稅。
這種徭役制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在洪武、永樂年間，中國處於剛從蒙元統治下解脫的恢復期，農業化社會的發展相對緩慢，這一制度便創造了永樂盛世，北擊胡元捕魚兒海，南有鄭和七下西洋的輝煌。
可是到了明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間，社會已經全然不同，土地兼并劇烈，地權高度集中，加以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農民逃徙，里甲戶丁和田額已多不實，政府財政收入減少。
與此同時，商業大踏步發展，東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勢頭迅猛，到了以官方力量實行禁海都無法堵住的地步，海外白銀大量流入，一改帝國初年銀兩匱乏，不得不用銅錢和紙鈔作為貨幣的窘迫局面。
張居正因勢利導，實行一條鞭法，它最重要的有兩方面。
首先是統一賦役，限制苛擾，使稅賦趨於穩定。
實行一條鞭法以前是賦役分開，農民除了繳納稅賦還得服勞役，賦役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貢之類的額外加派，官吏鄉紳趁機敲詐勒索。
實行一條鞭法以後，全部簡併為一體，各級官吏難以巧以名目額外多收，因此叢弊為之一清，使稅賦趨向穩定，農民得以休養生息。
然後計畝征銀，官收官解，使徵收辦法更加完備。
歷代徵收稅賦都以實物為主，產糧區征糧、產棉區征布，唯獨一條鞭法一律改徵銀子。
與此同時，賦役征課也不再由里長、糧長辦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解繳入庫。
從此，不按實物征課，省卻了輸送儲存之費；不由保甲人員代辦征解，免除了侵蝕分款之弊，使徵收方法更臻完善。
以上兩條，概括地說就是把種類繁多的稅賦徭役項目全部歸併為一，同時把徵收的銀錢絲綢布匹糧食等零七碎八的內容也歸併為一，也就是銀子，所以名為一條鞭法。
它是整個新政改革的核心，也是張居正的得意之作，當秦林提起它的時候，首輔太師立刻精神為之一振，目光炯炯地期待著秦林繼續評點。
“錯了，大錯特錯！”秦林直言不諱地道：“賦稅徭役歸一和徵收內容歸一，都是小處很對，大處卻錯得離譜。
”第五卷 【縱橫四海】 第六八四章 通過了嗎？ 什麼？張居正臉色一沉，饒是他老成謀國，此時連呼吸都濁重了兩分，沉聲道：“為什麼小處對、大處錯，你且說來。
” 秦林連珠炮似的道：“誠然統一貢賦徭役有利於中小農戶和無地農民，但是歸併之後的納稅，仍然是盯著田畝，但東南沿海許多商人富甲一方，名下卻沒多少田畝，陝西、河南等地田地貧瘠，卻仍要徵收大筆稅賦，這公平嗎？試問張太師，是計畝徵稅合理，還是計財徵稅合理？朝廷總講重農抑商，重農究竟是指重視農業，還是指重重的收農稅？抑商，收很輕的商稅，卻用禁海和別的辦法限制民間行商，由權貴把持貿易，這就叫抑商？” “你、你是說增加商稅、減低農稅？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連張居正這麼沉毅果決之人，捧著茶碗的手也是一抖，潑出了幾滴茶水。
正如秦林所說，統一的貢賦徭役，著眼點仍然是田畝，仍然是農業，而完全不涉及商稅。
精明強幹如張居正，就看不到商業能夠提供的大筆稅賦嗎？當然不是，招撫五峰海商、新開海禁，杭州港每年增加的商稅銀子都是幾十萬兩，他親自操辦，不可能不知道。
關鍵在於阻力，即使是獨掌朝綱的張居正，想增商稅也談何容易，因為這時候大部分地區的大宗商品交易，都已被權貴集團把持，而這些權貴裡面有不少都是張居正的政治盟友，他推行新政已經得罪了很多勢力，如果再加商稅，引起的反噬，連首輔太師也唯恐難以應對。
譬如方逢時、王崇古為什麼積極推動俺答封貢？只因他倆和晉商關係匪淺，只要實現封貢，開放長城沿線的邊貿，三晉商人便能獲得極大的利益，方、王不遺餘力的執行封貢政策，固然有利國利民的一面，但和這點也不能說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