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從腳下的金磚到天花板上的金龍，無不被他們奪走。
而譚溫江此行的最大目標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宮。
入地宮的路徑非常隱秘，匪兵們一時無法找到。
一位曾在這裡建陵的老人，說出了地宮的門路。
地宮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堅固，普通器械根本無法打開，最後，他們搬來炸藥，這才打開入口。
孫殿英炸開慈禧太后的定東陵，得慈禧葉赫那拉氏之屍，雖歷經十數年而不腐。
孫部從金槨內棺盜竊了大量稀世珍寶。
但他仍不滿足，再掘乾隆皇帝弘曆的裕陵，他親自進墓點視寶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畫、書籤、寶劍等無數。
裝了四五十箱，加封蓋章[ 成人小說視頻 ]后拉回軍營。
後來他回憶說：“乾隆的墓堂皇極了，棺材內乾隆屍體已化，只留下頭髮辮子。
陪葬寶物不少，其中最寶貴的是頸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顆中最大的兩顆是硃紅色，和一柄九龍寶劍，劍鞘面上嵌了九條龍，劍柄上嵌滿了寶珠……” 從清內務府的《孝欽后入殮，送衣版，賞遺念衣服》冊和李成武的《愛月軒筆記》所載，可見慈禧墓的隨葬品之巨，價值之連城。
關於乾隆裕陵中的寶物，因無詳細記載可查，僅能根據發現的贓物及孫殿英部盜墓時所用的車輛之多來推算了。
早在盜陵之前，孫殿英就曾以“體諒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籌糧”為名，向遵化縣徵調大車30輛，可想而知這30輛大車要裝多少寶物。
另外，從截獲和上交的盜陵贓物也可看出。
孫殿英、譚溫江等盜掘東陵后急於想銷贓，四處活動國內外有關人士。
譚溫江等人潛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託古玩商黃百川代銷珍寶，被衛戍司令部截獲。
1928年8月4日，青島警察廳偵探隊在大港碼頭緝獲孫殿英部逃兵張岐厚等三人，查獲其攜帶的寶珠36顆。
據張交待，其還在天津賣了10顆，得幣1200元，這46顆寶珠是在慈禧地宮撿到的。
一個士兵尚且能擁有46顆寶珠，那連、營、團、旅、師、軍長所得的寶物就可想而知了。
1928年8月14日，天津警備司令部又在海關查獲企圖外運的東陵文物，計有35箱，內有大明漆長桌1張、金漆團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獵人、瓦魁星、描龍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託通運公司由北平運到天津，預備出口，運往法國，所報價值2.2萬元。
與此同時，在遵化截獲所謂國民政府內務部接收大員宋汝梅企圖攜帶的銅質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書用拓印條幅10塊。
在東陵案發兩個多月後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上交東陵文物中，有金鑲鐲、紅寶石、藍寶石、碧璽、漢玉環、翡翠、紅珊瑚龍頭、花珊瑚豆、瑪瑙雙口鼻煙壺、白玉鼻煙壺等300餘件。
由此可見孫殿英部所盜寶物之巨。
影響 孫殿英掘墓盜寶被發現后，滿人嘩然。
部分旗人團體，以及遜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張園)的溥儀等滿人上告到蔣介石那裡，要求嚴懲。
此事一時轟動全國。
然而，就在政府大員調查之時，孫殿英卻坦然自若，竟以十二軍軍長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遞交呈文，為盜陵的要犯、第八師師長譚溫江辯護，羅列譚與盜陵案絕無關係的種種理由。
徐源泉看了孫的呈文，叫人捎信給孫，給孫指點迷津：你孫殿英這次辦事太過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韙，各方已經大嘩，我也難以一手遮天，進行庇蔭。
可是有關關鍵人物你們都要設法疏通，行與不行，看你們的手段。
你們這回擄獲不少，外人傳說有幾萬萬，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風浪平息下來，你們要下大本錢。
甚至各軍團長、各軍長門前也要設法打點，只要他們不群起而攻之，民眾方面是可以壓服的。
孫殿英心領神會，連忙從東陵贓物中挑選一批珍貴的，其中一柄九龍寶劍，劍面上嵌有九條金龍，劍柄上嵌有寶石，孫托戴笠送給了蔣介石；另一柄寶劍托戴笠送給了何應欽。
乾隆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顆，據說是代表十八羅漢，是無價之寶，那最大的硃紅色的兩顆，孫在天津時送給了戴笠；慈禧的枕頭是一個翡翠西瓜，孫托戴笠送給了宋子文；慈禧嘴裡含的一顆夜明珠最為珍貴，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則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髮，孫將這件寶物也托戴笠送給了宋美齡。
孔祥熙和宋靄齡見后十分眼紅，孫便又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
並將價值50萬元的黃金送給了閻錫山。
孫殿英辯解說：“滿清殺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
孫中山有同盟會、國民黨，革了滿清的命；馮煥章[ 成人小說視頻 ](馮玉祥)用槍杆子去逼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族趕出了皇宮。
我孫殿英槍杆子沒得幾條，只有革死人的命。
不管他人說什麼盜墓不盜墓，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漢同胞!” 並說：我發掘滿清東陵，有3個好處。
第一，滿清入關之時，大興文獄，網殺士人，象呂留良，戴名世這樣的人，都被開棺戮屍，我雖不才，亦知道佛經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第二，滿清統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財帛不知多少，今天我發陵，是為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
[1]自東陵被盜后，清室遺臣多次到衛戍司令部要求嚴懲盜陵兇犯，但要犯譚溫江卻被保釋出獄，其他盜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
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要求從速秉公處理，北平總商會請求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此案。
不得已，閻錫山電令衛戍司令部從速組織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任審判長。
迫於輿論，陸軍監獄馬上將保釋在外的譚溫江重新收押，聽候審判。
與此同時，第6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也將譚溫江以前呈報所謂馬蘭峪剿匪所得的東陵珍寶加封保存，移送衛戍司令部，並向外界表示對部下決不寬貸。
東陵盜案於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後即歸於沉寂。
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
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編獨立第二旅旅長，並協同任應岐討伐張宗昌。
6月15日，軍事法庭決定擬出審判書呈報中央，將譚溫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懸未決的東陵盜案結束。
軍事法庭上報幾個月過去了，因案情盤根錯節，難以判決。
這時孫殿英已率領軍隊到隴海線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取得聯繫，又在嵩山附近民軍中收撫了兩萬多人，深得閻、馮的器重。
經孫殿英與閻錫山交涉，譚溫江亦被釋放。
以後孫殿英不斷加官進祿，提任安徽省主席、暫編第五軍軍長。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和龐炳勛投敵組織新五軍。
日本投降后，他又成為“曲線救國”的“忠臣”，被委派為先遣軍總司令，與人民解放軍為敵。
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河南湯陰的戰役中，這個20多年來一直逍遙法外的盜陵主犯，終於被解放軍生擒，后死於戰犯收留所中。